青海玛多扎陵湖畔的“昆仑石刻”，已成为近期引起颇多关注的文化新闻之一。7月9日，《光明日报》8版“学术争鸣”又刊发了两篇关于“昆仑石刻”的研讨文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两名作者均称在近期进行了实地考察。
石刻照片。 微信公众号@光明文化记忆 图
其中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介绍，近日，他随河源昆仑多学科综合考察团，奔波十天十夜，从祁连山脉青海湖畔抵达昆仑山脉黄河源头的扎陵湖与鄂陵湖畔。2020年，侯光良团队在此调查植被与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时，意外发现一处“皇”字石刻，辨识出十余字，推测其年代为清代或元代。虽报告相关部门，并出版个人著作，但未引起广泛关注。2023年，仝涛团队应邀调查莫格德哇古城遗址，顺访该石刻。无心插柳间，他成功释读出三十余字，并提出石刻记载了秦人采药昆仑的重要事件，最近公布后引发热烈讨论。
“作为两位发现者的共同友人，笔者了解其探索过程及意义；作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者，经实地调查后，我认为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极低。”易华在文章中回顾道，刘钊教授从文字学与书法史角度，确认石刻文字符合秦代篆书特征，力证其为秦代遗存。葛承雍教授深耕《汉书》，著有《王莽新传》，提出石刻或为王莽时期所刻，旨在反映新朝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图。而汤惠生教授则依据青海湖附近出土的“虎符石匮”、西海郡故城遗址及西王母祠遗迹，指出王莽曾着力构建一套区别于汉武帝的“河源昆仑—西王母瑶池”神话地理体系，认为此石刻或为该体系的实物证据。综合各方观点，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其刻立年代可能在清代、元代、王莽新朝或秦代之间。侯光良已放弃清代、元代说，汤惠生亦倾向于秦代说。他旨在论证秦代于昆仑采药的可行性。
易华的《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》指出，始皇求仙非限于东方，西向采药与东向求仙并行。东向海上求仙既有史实，在西巡背景下，派遣方士或使者依托昆仑神话西寻“不死之药”，在动机上完全合理，且符合其行为逻辑。东巡遗迹如碣石行宫、琅琊刻石等考古发现众多，西巡遗迹虽尚无发现同等规模，但不能否定西向活动（包括可能的采药尝试）的存在，反而提示了探索方向。古代“昆仑”具体地理虽有争论，其指涉核心区域不离甘青高原及毗邻西域。汉武帝时代钦定于阗南山说之前，祁连山乃至岷山、秦岭（泰华）亦曾是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的承载地。秦始皇时代认为河源昆仑位于玛多高原的扎陵湖与鄂陵湖一带，合乎情理。
此外，昆仑山所在区域的早期居民，拥有利用本土药物资源的丰富经验，这些经验完全可能为秦人所接触、了解乃至利用。
在交通技术方面，易华认为，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车马，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、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，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。这些皆印证秦代造车技术之高，证明了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现实可行性。秦统一后，“车同轨”政策更利于先进的车辆制造技术及管理体系向西部边陲推进。他还提到，唐蕃古道主干线穿越河源昆仑玛多地区，松赞干布曾于此营建行宫迎文成公主。唐代交通技术相较于秦汉，在基础道路工程与畜力使用上并无革命性进步（参见严耕望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）。唐蕃古道的长期畅通，有力佐证：若秦代具备足够政治驱动力与组织能力，派遣队伍抵达河源昆仑区域探察或采药，应无障碍。
《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》一文最后认为，从神话信仰、医药知识、交通技术、地理认知等多维度考察，秦始皇时期派遣人员赴河源昆仑地区采药，具备相当可行性。甘青地区作为黄河源头、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核心区（祁连、昆仑皆属广义天山范畴），秦始皇时期派人前往河源昆仑采药，动机契合，且具备一定的车马交通技术。此昆仑石刻历经两千余年风雨而遗存，实属不幸中的万幸，是研究早期交通、边疆经略、帝王求仙活动及昆仑神话的珍贵实物线索。该石刻作为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物证，其“秦代说”具有坚实学术支撑，值得深入研究与验证。
另一篇研讨文章《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》的作者，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、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。
6月25日，黄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。叶舒宪摄/光明图片
叶舒宪表示，前不久，他随青海社科院考察团实地考察石刻，考察团多数专家认为扎陵湖石刻伪造的可能性较小，为真的可能性较大。他对此持相对保留意见。即便多数专家的看法是对的，采药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写的，就真能“实证”先秦及秦代所认识的昆仑在今日认定的黄河真源吗？答案是：未必。而且他认为，石刻文字无论真伪，都足以验证文学人类学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传统认知的理论命题——神话中国。
叶舒宪表示，从知识产权的意义看，即便37字石刻中的“昆仑”二字辨识无误，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个人观点，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时代华夏人的普遍认识。因为古籍中体现的先秦人对昆仑的认识，绑定了三个必要的条件：西王母所在、河出昆仑、玉出昆冈（《战国策》称昆山之玉）。
“黄河发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区星宿海，这是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发现，先秦时代的古人岂能提前预判？”叶舒宪称，他在河源区的短暂停留期间，专门和地矿专家穆桂金研究员做过采样和交流，尚未发现有透闪石玉料的存在（只采集到石英岩和大理石类）。河源区的具体地质环境，不利于透闪石玉的生成，而真正产玉的地点，则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尔木地区，即东昆仑山野牛沟一带。该玉矿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开发的，在此之前就连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闪石玉的存在，更不用说汉代前的中原人了。
叶舒宪认为，将青海的三江源地区视为昆仑，这很难说是先秦时代的地理观。即便是真的，也只是一例孤证，还不足以颠覆传统认识。此前没有古人片言只语提及；此后也后无来者。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，才有官方派出的团队到青海三江源地区探究黄河源头的举动。他提到，依照文学人类学一派的观点，筛选先秦时代的昆仑山，必须将是否出产优质玉石（透闪石，而不是蛇纹石或大理岩之类似玉美石）作为前提。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：汉武帝为何让先秦以来流传已久的昆仑美名，指认到新疆于阗南山这座大山？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只有一个指标：“其山多玉石。”
他表示，《山海经》称西王母所在的昆仑为“玉山”，《穆天子传》则称“群玉之山”。如此看，在张骞通西域的“凿空”以前，有没有其他出产玉石的西部大山呢？如果有，那才是遵循“物证优先”原则可以认定的原始昆仑山所在。
就此，叶舒宪在《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》一文中表示，我们更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（酒泉道）考察所得出的较新认识：原始昆仑，即先秦时代中原人盛传的、作为黄河源头并盛产美丽玉石的西部大山，应该包括西秦岭到马衔山玉矿，再到祁连山两大已知玉矿（敦煌三危山旱峡和酒泉弱水）和肃北马鬃山玉矿，这样就基本上串联起关中地区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的全部大山脉。原始昆仑或称“祖辈”昆仑几乎相当于横贯甘肃省全境的东西向山脉的总称。在史前时代，能够衔接起河西走廊与渭河流域的两个用玉的文化“齐家文化”和“四坝文化”。如果当下关注扎陵湖畔采药石刻的众多学者中，能够稍稍关注非常冷门的“四坝文化”研究，尤其是四坝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产和使用情况，那就能回答如下难题：是什么人早在张骞之前千年，就已经实践了“凿空”伟业？“四坝文化”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、制作玉权杖头的年代，要比秦国五大夫翳组团来青海采药，足足早一千多年。谁是先于张骞而开辟“凿空”大业的问题，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证线索。至于比“四坝文化”更早的昆仑玉山，应该首推位于兰州以东百公里左右的马衔山，那里是齐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产地。
叶舒宪透露，出于物证优先的考量，他向科考组织方提出建议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围绕扎陵湖石刻展开考古调研或试掘摸底工作。两千年前秦人采药使团外加车马粮草，应是一个不小的群体，他们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无人区，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哪怕是吃剩下的动物骨骼，只要通过当今的科技手段能够证明，这样就能有条不紊地推进求证工作。
